国府主席林森先生

胡适

本年(按:1934年)的四中全会选举林森先生连任国民政府主席,全国舆论对这件事似乎很一致的表示满意。在这个只有攻击而很少赞扬的民族里,这样一致的赞同岂不是很可惊异的事吗?
我们考察各方舆论对林主席的赞许,总不外「恬退」两个字。「恬退」的褒语只可以表示国人看惯了争权攘利的风气,所以惊叹一个最高官吏的淡泊谦退,认为「模范」的行为。但这种估量,我们认为不够——不够表示林森先生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贡献。
林森先生的绝大功劳在于把「国府主席」的地位实行做到一个「虚位」,而让行政院院长的地位抬高到实际行政首领的地位。今日的国府主席,最像法国的大总统;今日的行政院院长,颇像法国的国务总理与英国的首相。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大变迁,就是从两年前的主席制度变成两年来的行政院长制。其重要性颇等于从一种总统制改成内阁制。改制的根据固然由于民国计一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之改制案,然而使这个新制度成为可能的事实,这不能不归功于林森先生之善于做主席。
三中全会改定政府组织,把行政院抬高,作为行政最高机关。这确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。但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,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,那么,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「府院之争」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。
林森主席是一个知大体的人,他明白甘一年底改制的意义是要一个法国总统式的国府主席,所以他从不肯和行政院长争政权。旧制下国民政府的文宫处、主计处、参军处,都至今依然存在,但两年来的行政大权都移归行政院了。
去年我过南京时,一位部长告诉我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。在新组织法之下。第一个政府是孙科的政府,不久就倒了。第二个政府,汪精卫的政府,成立之时正当湘沪南京都最受日本压迫时期。汪政府成立了一个多月,忽然有一天,一位部长说:「我们就职了一个多月,还没有去正式参谒林主席哩!」这一句话提醒了全体「阁员」,于是汪院长派人去通知林主席,说明天上午汪院长要率领全体阁员去参见主席。到了第二天,全体阁员到林主席的公馆。到处寻不见林主席。主席不知往哪儿去了!他们都感觉诧异,只好留下名片,恫然而返。到了下午,林主席去回拜,他们才知道林主席因为「不敢当参竭的大礼」,出门回避了!
这个故事至今在南京传为美谈。我们关心政治制度的人,也都会认得这个故事是一桩有意义的美谈。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,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。
两年前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最不合理的。那时一个部长的地位是很低的:各部之上有行政院,行政院是与其他四院平等的,五院的正副院长加上其他国府委员组成国民政府。二十一年底的改制,改行政院各部为政府,而国府主席成为虚君制,于是三级政府合为一级,而其他四院与行政院分开对立,为行政部之外监督协助行政的机关。这个改革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的原意似乎接近多了。而其中用无为的精神,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这个内阁制成为事实,使这个虚君主席制成为典型,及是林森先生两年来的最大成绩。
我今年再到南京,又听见人说林主席的一件故事。两年前,他被选为国府主席之后,他自己去请他的同乡魏怀先生担任文官长的职务。林主席对他说:「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:第一,你不要荐人。第二,你最好是不见客。」这个故事也应该成为南京政治的美谈。这是有意的无为。若没有这种有意的无为,单有一个恬退的主席,也难保他的属吏不兴风作浪揽权干政,造成一府院斗争的局面。
有个朋友从庐山回来,说起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磴子刻着「有姨太太的不许坐」八个字。这个故事颇使许多人感觉好笑。有人说:「我若有姨太太,偏要坐坐着,有谁能站在旁边禁止我坐?」其实这也是林森先生的聪明过人处。你有姨太太,你尽管去坐,决没有警察干涉你。不过你坐下去了,心里总有点不舒服。林先生刻石的意思,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。他若大吹大擂的发起一个「不纳妾」的新生活运动,那就够不上做一个无为主义的政治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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